我離開的頭天晚上,魏雙成和我談起魏紅霞。
「我侄女原來就在咱們鄉衛生院工作,談了個對象,就是衛生院院長家兒子,誰知道這王八羔子不知道啥地,也染上了這個病,他家不缺錢啊。
我侄女都快嚇死了,雖然她們還沒有結婚,可現在的年輕人,沒結婚在一起還不是……到現在都沒有人敢給她介紹對象,二十七八了,也是難啊!」
我腦袋裡轟的一聲響了個炸雷!
如果她們兩個那樣了,我是不是也中招了?
接下來,老頭說什麼我都聽不進去了。
我先是欲哭無淚,然後就是氣急敗壞。
魏紅霞,你個美女蛇,你為什麼要害我啊!
我上網搜那個病的症狀,越看心裡越涼,同時覺得下面有點癢、好像還有點疼!對着鏡子看自己的舌頭,發現舌頭兩側都是斑點!再摸自己的腋下,明顯感覺到疙疙瘩瘩!
然後,我就給自己診斷、並判斷八成是自己染上了艾滋病!
我才不到二十四啊?老天爺,怎麼能這樣對我?
回到江北省,同事們都說我瘦了。
我結合錄音和採訪筆記,寫出了近萬字的《東台村「血禍」紀實》。
稿子提交後,總編單獨召見我,並沒有提給我接風和慶功的事:「小胡啊,稿子先放我這兒,這一趟差辛苦了,先回去休息一段時間吧。」
我也沒有多想,或許要等稿子見報了再說呢。
我仍然覺得下面不舒服,可又不敢去醫院,悄悄地和彪哥說了,本來說好要擼串的,聽了我的話,彪哥水也沒喝一口就走了。
剛入職時,我認為記者是全天下最有排面的工作,無冕之王,見官大一級,但很快我就發現我想多了。
一個星期後回單位,我工位仍然空着,但辦公桌上的東西已經被清空了。
辦公室的人都像看瘟神一樣看着我。
主任出來了,沖我勾手:你,來一下。
跟着主任來到他的辦公室,他並沒有讓坐下,只是隔着桌子遞過來一張紙:「經報社研究,你不能勝任報社的工作……這樣說吧,你被辭退了。」
這都是什麼和什麼啊?
我想要發問,主任沖我擺手,人事部負責人帶着保安進來了:「胡老師,您的東西在前台的一個紙箱裡,他們兩個會幫你送下去!」
這算什麼?強制驅逐嗎?
回到我租住的出租屋,我無處發泄,下去找個公用電話拼命地給彪哥打電話。
他接了,但聽到說話的是我,隨即掛掉了。
晚上,有人敲門,是彪哥來了。
我不理他,他自顧在我書桌前坐下,叼着煙捲給我上課:
你寫的那篇東西上了內參,這期內參是增刊,只刊登了《東台村「血禍」紀實》一篇稿子,這期內參只印了10份,除了一份密封后交檔案室存檔,一份送省宣傳部備案,四份分別呈送江南省四大班子主要領導,另四份直接通過關係呈送了北京!
報社成立以來從沒有給那篇稿子這麼高的規格!
「那為什麼要辭退我?」我沖他吼,好像那些決定都是他下的。
彪哥摁滅了煙頭:「江北省宣傳部分管副部長范江偉親自給江河報打電話,點名要求主任和主編到他的辦公室談話。
據說,兩個領導去了宣傳部,分管副部長坐在那裡連屁股都沒有挪一下:「直說吧,江南省管宣傳的領導把電話都打到部長那裡了!人家田裡的莊稼地里有草是人家的事情,什麼時候用着你們去輪鋤頭了?你們這手伸得也太長了吧?
你們知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影響有多大?江南省的老一、老二全都被叫到燕京了!接受的是書記處書記的當面質詢!
——你們給人家捅出去,考慮過影響和後果吧?想到過人家領導有多被動嗎?」
主任的倔脾氣也上來了:「他們考慮過那些群眾的感受嗎?死了那麼多人,病情還在蔓延,沒有人問、更沒有人管,冷血無情、尸位素餐,他們的心都是冰的,難道我們一篇沒有公開的報道就讓他們受不了了?」
副部長的臉色變得鐵青,被噎得話都說不利索了: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
最後的結果就是,主任背了個處分,而你則必須離開報社,現在別說是江河報,在全省的宣傳系統內,你都是一個名人了。
也沒有哪一個單位敢聘用你了!
我小小年紀竟然要背這麼大的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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